达真的这部《命定》，在很多方面，甚至是在一些很至关重要的方面，在整个文化的创作中，在文学关于历史的书写中，它都开辟了很重要的新的先河。怎么能够站在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和民族自身生活的立脚点上，真正去迎接、去表现这个民族的现代经验；怎么在现代世界中去历险、去战斗、去锤炼和发展自己，这对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也是一个巨大的新的天地。在这方面，《命定》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启示。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

　　这部长篇小说主要是取材于康巴的藏族老兵参与抗战这么一个伟大战争的光辉的过程，但是我个人觉得，与其说它填补了抗战史上的一个空白，不如说更多的是在这里面我们能读到它对多民族文化、多民族和谐这种融汇的浓墨重彩的描写，同时对人性深度的探求，还包括虔诚的、渗透宗教情怀的书写，我觉得这是他这部书特别值得关注之处。

　　——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民族文学》主编叶梅

　　《命定》是一部达到了战壕真实水准的优秀的战争文学文本。**，它有深厚的藏民族文化底蕴和宗教后设背景这样一种宏大叙事，它对我们常见的宏大叙事是一个创新；第二，它成功写出了一个灵魂无处安放、在历史的大转折中受到洗礼，*终找到灵魂安放之处的藏族民族英雄，也可以说是在精神上的宿命和行动上的入世的完美结合中，来推出这样一个藏族民族，从而显示这部作品的人性深度。 

　　——《文艺报》原总编辑范咏戈

　　我把这部作品理解为少数民族的现代史诗。少数民族文学有另外一种叙述、另外一种理解、另外一种理论。怎么在一个现代性的意义上去理解少数民族文学，我觉得这部作品提供了很多丰富的、充沛的、复杂的经验。达真写出了少数民族现代性认同的主动性，这种现代性认同的主动性和民族国家认同的主动性，是在过去的少数民族文学中非常少的一种经验，甚至在世界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中，也是很少的经验。这部小说提供的经验，提供的思想，提供的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文学的关系，以及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都有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敬佩的地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